被称为“高净值客户”的少数群体正在接受作为专业人士的更少数群体的私人财富管理服务。在中国，这是一个虽由少数人参与，却巨大的市场，其中涉及的高达数十万亿资产的动态配置正在通过影响宏观经济要素结构而对数亿社会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私人财富管理是持续成长的市场，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市场教育和尤其是近五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私人财富管理生态以及人们对这一生态的理解在本世纪20年代正在进入成熟期。同时，与特定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叠加，将为这一成熟期添加鲜明的进化元素，私人财富管理的形态与内涵也将经历多方面的变革。
01
尝试定义“私人财富管理”
长久以来，对于多数人来说，甚至包括部分以供或需的身份参与私人财富事务的人，“私人财富管理”是一个略显模糊、未经定义的术语。取决于所持有的视角，不同的人对“私人财富管理”有着不同的、私人的理解。比如，应注重资产配置还是传承规划，面向超高净值还是面向富裕人群，由金融机构还是由非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等。
2021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从业规范 财富管理》，其中对财富管理给出了定义：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在财富的创造、保有和传承过程中，通过一系列金融与非金融的规划与服务，构建个人、家庭、家族与企业的系统性安排，实现财富创造、保护、传承、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金融从业规范 财富管理》从单一金融机构视角将财富客户依其金融资产规模分为社会公众、富裕人士、高净值人士和超高净值人士四类客户，并针对四类客户，分别定义了个人理财师、理财规划师、私人银行家和家族财富传承师四个级别的财富管理服务职业。
不过，《金融从业规范 财富管理》仅根据金融资产尤其是单一机构所看得见的金融资产对高净值和超高净值人士所下的定义远远无法刻画真实的高净值人士财富。相较而言，家庭净资产和可投资资产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财富指标。家庭净资产是财富传承的标的，而可投资资产是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载体。对财富管理从业者而言，胡润研究院在2021年对高净值以上家庭所做的分类和统计值得借鉴：
我们通常所说的私人财富管理，可以简单理解为，由私人银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投行券商、律所、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为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家庭提供的，以实现财富的创造、保护和传承为目的的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更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保险等；非金融服务聚焦于财富的传承和风险管理，包括家族信托设计和服务、遗产规划、税务规划等。
02
私人财富管理简史
回顾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
把私人财富管理当作舶来品看待，有利于我们从时间线和产品线上窥其全貌，即便严格来说这并不真是舶来业务。在任何地方，当财富在某一时间段快速向私人集中时，私人财富管理业务总会以合适的姿态自然生发。
长达3个世纪的对外殖民为欧洲带来了第一桶金，到18世纪，对资金融通和资产管理的需求第一次激活了英国和瑞士等地的私人银行，这也是近代私人财富管理的开端。同一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重大飞跃，与业已形成的以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相辅相成，财富创造和财富管理迎来了第一次高峰。
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助推了美国的崛起。如洛克菲勒等实业企业家族在快速积累巨额财富后，成立了隔离于企业之外的、以家族资产长期发展和财富代际传承为目标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单一家族办公室集合了来自金融、法律、财税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最主要的工作是投资管理，以及确保家企资产隔离和家族财富传承。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周期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了萧条期，大萧条最重大的直接后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伴随着犹太人将大批资产转移至中立国瑞士，瑞士的私人银行业务迎来第二次崛起，并自此确立了全球私人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在二战结束的同时，亦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持续而深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计算机技术在内的各类技术在通信、汽车、新材料、轻工业、服务业、电气化等多领域全面开花。在从1947年至2007年的60年间，美国所引领的现代金融体系逐渐丰富完善，并将私人财富管理推进到大规模产品化时代。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商业票据、回购协议、掉期等交易的资金的终极来源，除了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以外，很大程度上来自被各种资管类产品包装着的私人财富，这类产品包括固定收益理财、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另类投资基金、保险、信托等。在吸引私人财富方面，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通过花式繁多的金融产品各显神通。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拉动了中国民营制造业及其上游供应链产业的高速发展，一批60后生人的企业家群体开启了财富积累之路，只不过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财富管理之余忙于创富的他们尚还是无暇考虑的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经济结构。实体产业和金融机构各有调整，同步变化的，还有创富规则和守富认知。金融危机固然有与经济周期相关联的深层原因，但人们更愿意去放大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投行把自己的主业做成了对冲基金，而自营交易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融券（回购协议），而一旦市场崩盘，无论多头平仓还是继续融券换取资金填补保证金都将加速资产下跌，由此产生恶性循环。但也正因如此，在2007年至2017年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来说，私人财富管理受到了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空前重视。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在于，全球监管机构普遍提升了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银行传统的存款业务已不足以充分承担提供资金的任务，于是，面向高净值群体的私人银行业务骤然上升到战略高度，在私人银行业务的激烈竞争中，财富管理的内涵开始从产品转向综合服务。
2008年，美国最后的两个纯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成为了银行控股公司，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后，两家公司剥离了自营交易业务，并在2014年开始像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开始执行巴塞尔III的监管要求，为获取资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开始像摩根大通和瑞士银行一样，大力开展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并开展资产配置、税务规划、遗产规划、不动产规划、财富传承规划等服务。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券商和商业银行也开始涉足财富管理业务。2007年，以中金为代表的中国投行开设财富管理部门，除提供证券经纪业务外，还提供资管产品和投顾服务。2009年，银监会开放私人银行牌照，此后多数股份制银行设立私人银行业务，除提供理财产品之外，还提供资产管理和信托等服务。
在2008-2018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粗放型制造业式微，60后传统行业企业家被迫逐渐退出实业创富角色，并开始更多考虑投资和传承。在私人银行之外，私募资管、私募基金等逐渐活跃，一些为数不多的老钱家族开始尝试通过开设单一家办来自主管理财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实际上非常短暂，这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更要感谢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通信技术恰逢时宜的进步。中国在2009年和2013年分别启动了3G和4G网络，并开始大踏步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在私募股权美元基金的推波助澜下，一个更大级别的造富浪潮正在临近新一代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
2018年开始，“资管新规”及其一系列具体管理办法的出台，让中国的资管市场迎来重大变革。在2018-2021期间的所谓资管新规过渡期，中国的财富管理的内涵逐渐脱离纯粹资产管理的刻板印象，进入综合化发展的初级成熟阶段。
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官方首提家族信托，并明确公益（慈善）信托、家族信托不适用《指导意见》相关规定；10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统一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各类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监管规则；12月，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本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2019年，银保监会分别针对信托公司、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制定了《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分别为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以及保险资管产品管理提供了监管框架。其中《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补齐了保险监管领域的空白，明确了保险资管产品为私募产品；2019年10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买方投顾模式在国内的落地；2020年3月，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8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三方机构要持牌销售。自此，资管市场各主体的配套政策基本已经完善。
资管新规涉及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多类机构的众多产品，及其所承载的百万亿元资金。在资管新规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在私人银行之外设立理财子公司，提供理财产品和资产管理服务，并代销或代理非货币公募基金、保险和信托类产品；券商和期货公司的经营重点从经纪业务向买方投顾和资产管理业务倾斜；信托公司从通道类向主动管理类业务转型，单一资金信托比例下降，主动管理类信托案例增多；保险资管整体平稳，其潜力在刚性兑付时代尚未释放，但其绝对收益优势在未来空间广阔。
监管的平稳过渡与经济的急剧转折共存。资管新规对资管产品的规范并非私人财富管理的唯一主题。资管新规三年多的过渡期叠加了另外三大时代背景：来自信息技术等产业的新富家族的崛起、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加速的消费侧和供给侧转型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升级压力、长期宽松货币环境所蓄积的顽固通胀。在这些背景之下，私人财富管理在另类投资、家族信托、财富传承设计、家族办公室等高端领域获得了基于不同原因的显著发展。对于新富家族，对资本市场和宏观趋势的理解程度往往超过了对其本职企业经营领域的熟悉程度，这支持了新富家族在财富管理上进取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资管产品之外的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而另一部分超高净值家庭则在战略上给予财富传承更多重视，开始向私行、保险公司、律所等寻求关于守富和传富的非金融类服务。而兼具投资和传承两大任务的家族办公室也在同期展露了加速发展的迹象。少量来自房地产和传统产业的老一辈企业家家族在境内或境外开设了自营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同时，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独立联合家族办公室，面向多个家族提供专业的家办外包服务；私行、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律所等机构也结合自身优势提供各具特色的家办供应链服务。
03
私人财富管理的未来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在过去15年经历了需求的自然萌发和发展，也同时快速完成了其主要细分领域的市场教育，私人财富管理在投资和传承这两大目标上的内涵更加分明，市场参与者的结构也愈发复杂。本世纪20年代，私人财富管理的需求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开始全面进入成熟阶段。而同时，正在发生的宏观因素的趋势性逆转也将引领财富管理的新风向。
客户视角的宏观信号（面向未来五年）
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消费者红利耗尽为代表，传统信息产业遭遇发展瓶颈，叠加国家对反垄断监管的加强，曾经市值最高、造富最快的行业陷入停滞，在其他行业接力之前，新富群体的增加速度暂时减缓。
新材料、生物工程、清洁能源、储能和电气化改造、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全真互联等具有确定性的下一代产业从研发到应用再到形成市场规模所需的时间跨度仍然漫长。汽车市场的饱和限制了新能源汽车及其供应链的景气度。资本市场和科技交流两个方面的去全球化对创业者提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挑战，但同时，外部科技封锁和内部市场支持对国内创业企业来说也意味着巨大机遇。
疫情加速数字化，对数字时代的正面影响深远，后劲十足。人工智能、云技术、大数据等技术在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同时，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工作岗位，一部分人随着既有岗位的逐渐消失而失业或降级就业，却同时并不具备进入新兴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另一方面，消费端和消费方式的新需求尚未出现，传统行业（包括互联网行业）基于增量市场模型的HR策略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转向保守防御型，部分行业的裁员甚至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同时，近10年的宽松货币覆水难收，控制通胀代价沉重。以上种种，刻画了一幅标准的萧条周期画像。
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充分借助并发挥体制优势以提升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战略，并将获得坚决推进。统一大市场、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将不再仅仅是概念。在要素分配环节，无形之手（市场）将和有形之手（国家意志）形成平衡，投资行为背后的政策与合规考量愈发重要。比如，地价的带有国家意志的趋势性下调，将减小民营房企在市场中存在的必要性，国家的地在卖给国企开发商时没有理由维持高价，房价构成中的最大成分地价的缩水将令投资性房屋资产成为风险资产。
新生代婚恋观、生育观和价值观的集体性变化，加速了人口增长拐点的到来，和平年代的人口负增长将具有长期性或不可逆性。
短期来看，欧亚大陆长期地缘政治风险具有较高水平不确定性，虽然从历史归因角度来看，战争是解决大尺度经济结构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本轮战争升级压力不仅来自经济因素。在确定性迹象或事件发生之前，对安全（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私人资产安全）的重视将一定程度影响投资活跃度。
各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趋于成熟，但面临各自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即便过去五年银行理财规模增长停滞，但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向侧重财富管理方向的战略转型仍是大势所趋。纵观所有财富管理机构中，私人银行和理财子公司的渠道优势明显，且对不同级别富裕群体的覆盖更加全面。2022年落地的资管新规由于打破了刚性兑付，传统资管产品都将回归风险资产的本质。理财规模将受到影响，但这也将同时激发私行在科技运用、高端服务和综合服务方面的创新发展。借助金融科技和渠道优势，私行通过构建能够打通保险和基金权益类产品的平台，提供最具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面向高净值群体，私行的资产配置规划、财富传承规划等软性服务正在快速发展，部分私行开始设立类似联合家族办公室的部门，为超高净值家庭提供资产配置、家企隔离和财富传承规划等服务。
在经纪业务收入放缓的趋势背景下，券商向财富管理方向的转型首先体现在代销业务比重的提升，然而券商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潜力挖掘并非仅在销售部门。券商还拥有投研部门和投行部门，而前者的优势将转化为基金投顾或智能投顾服务，后者所储备的高净值群体资源优势则有望将投顾业务转型为真正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买方模式。
相对其他财富管理机构，保险公司的产品在回报上具有长期和绝对的特点，在资产属性上具有人身依附性或者说一定的资产隔离和避税功能。而经济不确定性、低生育趋势、老龄化程度加深、预期寿命增长等因素，将推动寿险类产品成为私人财富管理综合方案中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期低迷的保险业将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信托的意义在于基于信任的托管，而长久以来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已经走形。资管新规对信托业去杠杆、去套嵌、去刚兑的要求正在极大压缩信托的融资类和通道类业务，并迫使其回归本源，主动管理型的家族信托、养老信托、服务信托等正是信托的本源业务。信托在资产隔离、税务安排、制度设计、隐私保护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财富传承和家企隔离的有效工具。信托机构无法忽视在私人财富管理方面的发展契机。自身渠道的劣势，将令信托机构注重布局外部渠道，加快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的合作。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在承受来自“退”和“募”两头的双重压力。反垄断这一现象的背景是中国式现代化，从经济视角看待，反垄断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这将深刻改变中国并购市场的交易逻辑。并购市场重量级收购方或战投方的集体回避将对一级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说，退出机制正在改写。S基金的作用本质上仍是一级市场内部的流转，而无法代替并购形成真正的退出。在红筹上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陷于停滞的同时，所剩无几的希望似乎只能寄托于国内二级市场注册制的实质性推进，然而真正落地所需时间仍待观察。在另一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资形势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募资流向的二八分化或一九分化，另一方面，LP愈发有时间、有视野、有资源、有能力，开展跳过GP的直投。
联合家办雨后春笋般出现，正是基于LP们直投趋势的背景，即便联合家办更多仍是VC、PE和母基金的客户。而这不是全部背景。超高净值家庭在投资之外，有极大比例的财富传承需求。联合家办对于净资产10亿人民币级别的家族具有一定吸引力。联合家办由金融和法律专业人士组成，是私人家族外部的机构，同时为多个家族提供外包的家办服务，其形态多样，既有由专业团队构成的独立的小公司，也有来自私行或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内部团队，还有仅提供局部非金融服务的律师团队，甚至有不提供实质服务、仅提供业务牵线的中介型家办。雨后春笋的另一层意思是野蛮生长。
与其他所有私人财富管理机构不同，单一家办是私人家族的内部机构。单一家办由顶级专业投资人士和律师组成。在中国设立的单一家办一般经营着数十亿元的可投资资产，主要群体是来自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旧富家族，数量上以长三角的家族为主，接近一半的单一家办是在最近五年内设立。而互联网新富家族和大湾区家族则有相当一部分比例选择在境外运营家办。单一家办的成立动因更加综合，除了投资和传承，还包括家族企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管理。其中，财富传承是核心动因，这一动因所体现的具体行动不仅是借助信托等工具实现传承安全，还更包括为实现家族永续而在子女教育、家风建设、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家族治理长期行动。单一家办在精力配置上以对家族资产负债表的管理为重，而其资产配置偏好更倾向境内的另类投资，尤其是股权直投。在传承设计、风险管理、投资尽调等方面，单一家办对专业法律服务有着极高的依赖度。
04
私人财富管理的法律服务视角
很多律所或律师团队从事与私人财富管理相关的业务，但很难把律所也归类为私人财富管理机构。然而私人财富管理市场作为一个生态，律师服务构成其中重要的组成要件，值得特殊看待。律师涉及的私人财富管理业务在于对法律而非金融问题的聚焦，律师的服务具有非标、复杂、买方视角等特征，客户面向高净值以上人群。
马乃东
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乃东看来，私人财富管理市场是一个1+N生态，其中1代表财富的创造，而围绕财富而生发出的保障、传承等需求，由包括1在内的多个（N个）金融和非金融的不同细分行业共同配合完成，其中任何一个细分行业都难以独立代表私人财富管理的全部生态。律师提供的私人财富管理服务基于三个不同视角，有不同的业务内涵。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视角的服务，涉及婚姻规划、定向传承方案、意定监护、未成年人接班安排、税务规划、移民留学等；基于家族整体视角，涉及资产配置、投资尽调、综合身份规划、家族宪章、家族信托、遗产规划等；基于家族企业视角，涉及合规管理、企业治理结构设计、控制权设计、交接班预案和行动等。在对大量家族提供私人财富管理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马乃东律师最深的感受是，大部分家族企业创始人在打江山、创富和投资方面，或者说更多在于1+N的1环节，具有广泛的视野和深刻的见解，同时他们对财富传承和家族治理有较高期待，而财富传承和家族治理涉及大量宏观和细节的专业法律知识，律师在这些方面提供的价值难以被替代。
魏小军
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魏小军认为，从自身实务经验来看，高净值客户担忧的风险包括婚姻风险、传承风险、债务风险、养老风险、税务风险、跨境风险等。这些风险经常会相互传导、结合出现，所以风险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魏小军律师表示，律师从事财富管理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律师提供的财富管理服务，偏重于站在客户角度和立场，用律师的专业知识提供个性化的规划服务。随着时代发展，许多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家庭的创一代年龄增大，在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后，心态从创富转变为守富和传富，而基于客户长远目标进行定制化的财富管理架构设计和综合规划正是律师所擅长的。
陈凯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财富传承部负责人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财富传承部负责人陈凯向律新社表示，客户面临的财富管理风险可分为三大类型：财富流失风险、财富传递风险、传递之后的管理和运用风险。想要规避风险，一是服务方和被服务方对风险的认知和防范方面的基础理念要达成一致；二是服务方要懂得采用正确的工具，并且运用这些工具组合进行个性化设计，针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客户和不同的需求进行安排。律师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相比于技巧，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完整的思维模式。“头痛医头”的做法虽然更具针对性，但作为专业服务团队，应全面了解客户，挖掘客户的潜在风险并进行预防，而不是被动解决客户已经出现的问题。陈凯律师认为，提供这样的整体服务方案，需要“三全”思维模式：全资产，不能够只考虑客户的现金资产，还要考虑客户的非现金资产和未来资产，不能只考虑部分资产，要考虑全部资产；全家族，不能只考虑客户自己的单一表面需求，还要考虑客户其他亲属、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群体；全生命周期，不仅考虑客户的当下情况，还要考虑客户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家庭结构中的需求和风险。
律师作为私人财富管理生态中的一环，除了面向私人提供直接服务，在间接服务，或生态整合方面，也拥有广大市场。私人财富管理机构本身具有法律服务需求，律师对机构的服务的过程也是其拓展高净值私人客户的过程。而通过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合作，律师也具备了为私人提供间接金融服务的能力。私人财富管理律师往往具有金融背景，对私行、券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的资管产品或服务有深入了解。因而，私人客户向律师寻求的一项单纯法律方面的服务，在经过律师对其综合分析后，有机会转化为一项涵盖金融投资和法律规划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由于传承类业务的崛起，律师的参与度正在迅速提升，除了传统业务，一些新兴业务也正在向律师展露机遇。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企业家正在寻求来自传统产业之外的资产增值方式，家办和大型家族对股权直投的兴趣显著提升。由于跳过了GP，家族对投资标的的尽调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具备投资并购背景的律师，投资尽调将可望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业务。家办对法律专业人士的长期需求，或许将改变部分高阶律师的职业路径——由律所律师转变为家办律师。
信托是实业家族的家企财产隔离以及家族财富安全传承的有效工具，然而家族信托是非标规划，对法律的运用有较高要求。相比于当前的信托公司，专业律师在家族信托以及慈善信托的规划设计方面具有优势，并更易受到客户的认可。
中国正在对商业实体的行为实施长期的和更严格的监管，并对金融、税务和其他商业活动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从长远来看，它将有助于财富管理市场以健康、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但也对合规意识相对较低的高净值人士构成直接挑战。有关财富管理的法律合规服务将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向富裕家庭和高净值人士提供的合规服务不应局限于中国的司法管辖区，而应根据客户的身份状况、财富和商业活动的全球分布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设计。在即将来临的DCEP央行数字货币时代，这对律师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正在响应投资者、消费者和监管机构对社会责任的投资，在此背景下，对部分企业来说，董事会议程中ESG事项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从家族角度，慈善基金、ESG投资、影响力投资的背后首先是法律的运用，律师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05
结语
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反复，正在促使中国财富群体重新思考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尤其重要的，对财富保值、增值和传承的有效管理。中国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在经历野蛮生长的15年之后，正在向成熟期蜕变，而私人财富管理的内涵在成熟中保持着不断更新和变革的特质。私人财富管理生态的各类机构推动着这些变革，并允许自己被推动，如一艘忒修斯之船行进在昼夜奔腾的时代激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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