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民法典》实施以来北京二中院遗嘱继承纠纷案件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其中包括适用《民法典》打印遗嘱新规定的遗嘱效力问题，有关自书遗嘱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等内容，具体如下：

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

适用《民法典打印遗嘱新规定认定遗嘱有效。

案例内容：王某和杜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王某甲、一女王某乙。王某和杜某均于2018年去世。庭审中，王某乙提交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5日的打印遗嘱一份，内容为：王某和杜某在此立遗嘱，对遗嘱人夫妻所有全部财产，留给女儿王某乙所有。该遗嘱落款遗嘱人处有王某、杜某的签字捺印，见证人处有三人签字捺印。三位见证人均出庭陈述了遗嘱订立过程。

裁判结果：王某乙提交的案涉遗嘱从形成方式上看应属打印遗嘱，虽形成于《民法典》施行之前，但依照《民法典》时间效力之相关规定，应适用《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认定其效力。从该打印遗嘱形式要件来看，该遗嘱有三个见证人，与继承人及遗嘱内容无利害关系，遗嘱人及三个见证人均在遗嘱上签字，遗嘱落款处注有日期。王某甲主张案涉遗嘱缺少签名日期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对此法院认为，遗嘱落款处确实仅注有一份日期，未满足遗嘱人和见证人均需注明日期的形式要求，但该问题并不必然导致遗嘱无效。首先，王某乙提交了反映遗嘱签订过程的录制视频，能够佐证遗嘱的形成过程；第二，案涉遗嘱三个见证人一审中均出庭陈述了遗嘱订立过程、订立时间等，并就各方提问逐一接受质询，应认定王某乙已完成对遗嘱真实性的相应举证责任；最后，王某甲虽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但并未就遗嘱签名申请鉴定，亦未提交足以反驳或否定遗嘱真实性之其他证据。综上，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案涉遗嘱的效力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民法典新增打印遗嘱形式，体现了对时代发展的回应。该案遗嘱虽形成于《民法典》施行前，但依照《民法典》溯及力的相关规定，因案涉遗产于《民法典》实施后未处分完毕，故属于适用《民法典》打印遗嘱规定认定其效力的情况。同时在案涉遗嘱落款日期不完整的情况下，法官结合现场视频、见证人出庭作证等补强证据，综合判断证据证明力，最终认定案涉打印遗嘱有效。本案准确适用法律，尊重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体现了自由、法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打印遗嘱效力认定典型案例。

案例二

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自书遗嘱真实性予以认定。

案例内容：单某与裴某系夫妻关系，生有二女一子。二被继承人均已去世。单某曾立下自书遗嘱：“对于501号房产，现我决定由大女儿、二女儿共同继承。这是我真实意愿的表达。”庭审中，两女儿向法院提交单某的视频，显示单某明确表示将其所有的501号房屋留给两个女儿，而儿子在母亲去世后对其不闻不问。儿子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表示不申请对遗嘱进行笔迹鉴定。二女儿称有一天父亲让其带着父亲去一趟大女儿家，当着二人的面写了两份遗嘱，其与大女儿一人一份，还留有录像。

裁判结果：儿子主张案涉遗嘱并非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真实性存疑。对此，法院认为，持有自书遗嘱一方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应承担举证责任，如其证明该遗嘱无形式瑕疵，则认定其已完成证明责任。相对方若对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应当提供反证。具体到本案，一方面，两女儿提交的案涉遗嘱文字内容清晰流畅，且并无涂改痕迹，在形式上亦符合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另一方面，依据在案证据，未曾显示单某在订立案涉遗嘱时存在受胁迫或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形，故应当认定案涉遗嘱无形式瑕疵；再一方面，通过两女儿提交的视频证据亦能够直观显示单某将501号房屋留给两个女儿的意思表示。考虑到儿子未对案涉遗嘱提出笔迹鉴定，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反驳遗嘱的真实性，应认定遗嘱系单某所立，并按此遗嘱继承。

典型意义：继承纠纷成诉时，遗嘱人已死亡，遗嘱真实性无法自证，故对遗嘱真伪性的审查和认定是遗嘱继承案件的难点和关键点。本案类推适用“私文书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自书遗嘱无形式瑕疵且有视频佐证的情况下，将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遗嘱无效一方，系法院在举证、质证、认证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认定自书遗嘱真实性的典型案例。

案例三

综合全案证据认定遗嘱人具有行为能力，确认代书遗嘱有效。

案例内容：高某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高某甲、高某乙。现高某与李某均已去世。

高某乙向法院提交高某所立代书遗嘱一份，要求继承该套房屋。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高某，……案涉房屋在我死后由高某乙独自继承。立遗嘱时间：2009年10月21日。本遗嘱一式3份（原件一份，复印件2份）由立遗嘱人、继承人、见证人各一份。遗嘱末尾有立遗嘱人、代书人及见证人签字。为证明遗嘱的真实性，高某乙提交丰台某干休所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高某系我所离休老干部，患有帕金森病，行动不便，双手因病抖动已无法正常书写，……本着为老干部服务的宗旨，经所里安排，高某本人同意，于2009年10月21日在其家中做代书遗嘱……”高某甲对上述遗嘱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质疑高某在订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高某乙提交高某医院2009年10月12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一份，载明：“……目前患者意识清楚，语言表达和记忆力尚清晰。”另提交高某的病历手册，记载2009年12月20日“神清、语利”。庭审中，上述遗嘱中的代书人及两个见证人均到庭陈述并接受质证，表示上述遗嘱系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从案涉遗嘱形式上来看，有两个见证人在场，与遗产继承人无利害关系，各方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第二，被继承人高某虽然患有多种疾病，但相关诊断证明书记录其意识清楚，语言表达和记忆力尚清晰。遗嘱代书人、见证人均陈述在订立遗嘱时高某神志清楚，精神正常，具有表达自己真实意思的能力，故应认定被继承人高某订立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且干休所的证明也可以佐证遗嘱系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本案中，代书人及见证人虽对代书遗嘱的订立细节陈述略有出入，但在遗嘱由谁叙述、由谁代书、由谁见证、是否为高某本人签字等遗嘱订立过程的陈述完整，且能互相印证。故此，高某乙已经完成其对于案涉遗嘱真实性的举证责任。该份遗嘱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应为合法有效的遗嘱，法院判决遗产房屋按照遗嘱由高某乙继承。

典型意义：立遗嘱人具有行为能力系遗嘱有效的前提条件，常成为争议焦点。本案持有遗嘱方提交的诊断证明与遗嘱订立时间相近，明确记载立遗嘱人神志清楚、表达清晰，结合干休所的证明、代书人及见证人当庭陈述，对立遗嘱人行为能力的认定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通过全面、客观审查证据，准确认定遗嘱效力。

案例四

严格遗嘱形式要件，对案涉两份《民法典》新增类型遗嘱认定无效。

案例内容：赵某与韩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子赵某甲、赵某乙。赵某乙先于韩某去世，其子为赵小某。赵小某于诉讼中提供赵某乙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赵某乙，在此特立遗嘱：本人自愿在去世之后将名下所有财产由儿子赵小某全部继承……”该遗嘱除落款立遗嘱人及两证明人签字为手写并捺印外，其余均为打印。赵小某主张该遗嘱为赵某乙自书遗嘱。本案庭审中，赵小某陈述遗嘱系其用家里电脑打印，两个证明人是其叫过来的，是父亲让其喊两个朋友来见证一下。赵某甲对该遗嘱不认可；赵小某另于诉讼中提交韩某视频遗嘱两段，据此主张韩某将相关遗产由赵小某继承。该两段视频中均未记录见证人姓名信息，亦未记录日期。赵某甲对该遗嘱不认可。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关于赵某乙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赵某乙的遗嘱，除落款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打印，且赵小某在一审庭审期间表示该遗嘱系由赵小某代为打印，而赵小某与遗嘱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遗嘱不符合有效遗嘱的法定形式。其次，关于韩某的视频遗嘱，由于视频中对于见证人的身份信息、录制时间等关键信息均未能明确记录，故该遗嘱不符合视频遗嘱的法定构成要件，对于该遗嘱，不予认定。

典型意义：遗嘱的要式性是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保证遗嘱体现立遗嘱人处分自己遗产的真实意思。本案严格把握《民法典》新增打印遗嘱及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申明了遗嘱的法定性和严肃性，有助于引导民事主体依法合规订立遗嘱，保障自身和他人财产权利。对涉《民法典》新设遗嘱类型的效力判断具有典型意义。